甫即吕，《吕刑》又作《甫刑》，学者皆知，不赘述，所以甫伯实即吕伯。吕伯的墓在信阳发现不止一处，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说明吕伯居地在此附近。在新蔡与信阳之间的正阳县，有地名闾河店与闾河，闾河即吕河，东南还有吕台，吕河经过息县流入淮水。这些无疑是古吕国留下的踪迹，也把信阳之吕伯和新蔡之吕亭紧密联系在一起。信阳以北去新蔡不远，吕国势力强大时包括这两地是没有问题的。

二是《诗经·扬之水》说周王派兵戍守南方，其中讲到三个地方，即申、甫(吕)、许，上文已指出此吕不可能是南阳之吕，但在南方则没有问题。

三是《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对郑桓公说的话：“当成周时，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又说“申、吕方强”。接下来史伯单说申的时候则联系缯、西戎而言，认为彼此关照，不可以讨伐，没有提及吕。史伯的话告诉我们，西周后期吕国在南方，与申国一样正处在强盛的时候，但和申的关系不近。

四是吕国在这一时期盛强也有出土铭文为证。如传世青铜器一壶一鬲上都有“吕王”，《集成》9630壶的铭文作：“吕王(造)作内(芮)姬壶,其永宝用享。”《集成》635鬲的铭文作：“吕王作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关于这个“吕王”，李学勤认为卢、吕同音，都在来母鱼部，因此吕王即卢戎之王，在湖北南漳县一带[51]。吕与卢古音虽相同，两者是否通假，以及卢戎能否造出有铭文的铜器，这些李先生都没有说，证据似较单薄。我们没有查到吕、卢通假的例子，再结合史伯所言与信阳吕伯墓的情况，说吕王是为吕国强盛时期的自称，显然更在理。

五是新蔡一带有“大吕亭”等旧迹，见于《续汉书·郡国志》自注。“大吕亭”犹言故吕国留下的遗迹或标志。前引《水经注》文还说到有“小吕亭”。

六是1978年淅川下寺10号墓出土有铭编钟，其中的铭文有“吕王之孙”:

余吕王之孙，楚成王之盟仆男子之(杰)。余不贰，甲天之下，余臣儿难得[52]。

由铭文知，作器者为吕王的子孙，可能是与楚王有盟约者，生活于楚成王、穆王或庄王时期。能与楚王联盟，并且自称吕王之孙，则这个“吕王”应与早期的吕王有关系。春秋中期还与楚有盟约，这个吕国与楚自不相远，盟约的时代可能当太子晋所说 “申、吕虽衰”的时候。

综合以上六点，吕国在成周之南，与应、申、陈、蔡等俱属周之南国，西周后期方强，故称王称伯于南土，吕伯曾埋葬于信阳一带，春秋中期吕氏子孙还记得祖辈称王的荣耀而刻铭，不远处的新蔡有“大吕亭”等旧迹，则这个吕国春秋早期至西周后期在新蔡至信阳一带，证据充分，可以相信。这一带周代没有其他国家。其称王的原因与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以及淮河流域称王者较多应该相关，徐国、楚国、吴国等都是不尊周之正朔而自号为“王”的。吕在其间而方强，称王称伯自不足怪。春秋中期以后，吕国遗民被迁于湖北蕲春，该县南蕲州镇北面七里有吕王山，一名缺齿山，当为吕人迁此而得名。另外湖北大悟也有吕王城、吕王镇，湖北黄州有吕王城，应该都是楚人迁吕一路上留下的[53]。而彭城(今徐州)一带有“吕梁”，或者也是其迁移的一部分。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吕王在周之西北[54]，今天看来明显不可取。

那么，西周前期的吕国情形如何呢？

关于西周前期吕国的资料，一是吕侯作刑，见于《尚书·吕刑》。孔《传》云：“吕侯见命为天子司寇”。东汉郑玄注认为“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并引《书说》曰：“周穆王以吕侯为相”。 《竹书纪年》曰：“穆王命甫侯(吕伯)于丰，作《吕刑》。”

二是传世吕伯簋,有铭文：“吕伯作厥宫室宝彝簋，大牢，其万年祀厥祖考。”一般认为此簋为穆王时器。

三是著名的班簋铭文上提到追随毛公讨伐东国狷戎即徐国的吕伯：“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

由铭文，周王要这个吕伯率领自己的军队作为右师辅助毛伯，和作为毛伯左师的吴伯一起进攻徐国。铭文还讲到毛伯作为最高军事统帅兼管繁、巢、蜀三地，这三个地方所在，过去学者有不同说法，但以说在江淮一带者为最多，繁即上文说的繁阳，在今临泉一带；巢在江淮之间，春秋时期还是重要方国；而蜀，杨宽认为即合肥之蜀山[55]。 从繁阳到合肥一线，东面正是徐国，是以成为毛伯主力行进的路线。吴即吴国，吴国在左为左师。相应的吕伯为右师，自然就在右方，即讨伐徐国方向的右首，而自信阳到临泉、新蔡一带正在毛伯的右首。这里有“大吕亭”“小吕亭”等遗迹，有吕伯墓，正可当吕国之所在。若在千里之外的南阳，中间隔着许多国家，相去就太远了。班簋铭文吕伯，杨树达以为即《尚书·吕刑》作者之吕侯[56]。联系《诗经》周王派兵戍守吕地，则前后期吕国为一国之持续存在，应该没有问题。

文章来源：《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hgxyxb.cn/qikandaodu/2021/0318/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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