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学者据《荀子·君道》篇说文王“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认为州国在今山东安丘市东北，与日照不远，“太公里籍大致不出今山东东部滨海一带。”[9]实则，此“州人”之州乃“舟”之假借，清人俞樾等早已说清楚，是吕尚身为渔父钓于渭滨，故曰“舟人”[10]。《韩诗外传》卷四等记述此事即作“舟人”。

南阳说的根据是说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南方有吕国。明确说这里有吕城吕国的都是东汉及以后的学者。比较早的如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云：“宛西三十里有吕城”，还没有说是吕国之地。南朝裴骃给《史记·齐太公世家》“虞夏之际封于吕”作《集解》引徐广言：“吕在南阳(郡)宛县西”，初次把吕国与南阳联系在一起。再往后就是《水经·淯水注》的记载，并且更具体：

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县北紫山,南迳百里奚故宅。… …梅溪又迳宛西吕城东,《史记》曰:“吕尚先祖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受封于吕,故因氏为吕尚也,徐广《史记音义》曰：吕在宛县[西]。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吕忿为吕城侯,疑即此也。又案：新蔡县有大吕亭、小吕亭，而未知所是也。

可以看出南阳有吕城说是东汉开始的，有吕国的说法更晚。《集解》引徐广说来注《史记》“虞夏之际”显然有问题，虞夏时期吕氏所封在山西霍山，这在学界是共识。是以郦道元也是疑惑，不知那一个说法更正确。我们认为姜姓的吕国不在南阳的理由很明白：一者，所谓南阳之吕即南阳之西的董吕村，后名董营，与申国即南阳城相距仅15公里，如此之近而有两个重要的国家，不可解；二者，所谓南阳之西吕国都城一带，长期进行考古探查发掘，未见有任何早期的考古遗迹，尤其是不见姜姓吕国的踪迹[11]；三者，春秋前期楚国北伐申，未见伐吕，吕为重要国家，西周末“方强”[12]475，何以连提都未提到？四者，两周之际周王派兵戍申、戍许、戍甫(吕)，见于《诗经·扬之水》，如果吕、申在一起，没有必要分别派兵单独戍守。先秦文献讲吕国在周之南土，但“南土”很大、国家很多，吕国具体方位所在，汉魏以前文献没有说在南阳的，说南阳有吕国的都是东汉以后的文献。因此，要知道吕国的地望所在，就需要结合考古资料重新研究。那么，南阳之西为什么会有吕城之称呢？

南阳之吕，实则得之于西汉吕后的侄子吕忿之封建。其时吕后将其侄子封于南阳之西为“吕成侯”[13]，以加强吕氏势力，其地称“吕成(城)”本于此。所以东汉王符只说有吕城，说明他还知道吕城的由来。再后的学者才将之与姜姓的吕国联系在一起。而之所以联系在一起，与对于《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3年)记载的一段话的理解有误可能相关系。其文云：

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

这里申、吕并言，造成可能在一起的印象，加上《诗经》《国语》都说吕在南方，以及东汉以后南阳之申的西边正有一吕城，更加强了这一印象。其实，子重提出申、吕为赏田，是在围困宋国之后，下文我们指出吕在新蔡一带，宋国之南，正在楚国防御东北方向国家的要道上，也是经济重地，与在南阳的申国为防御正北方中原国家一样重要。子重要这两个地方为赏田，当然危害国家利益，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因为占有这样两个要地，意味着拥有楚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与军事基地，后来的楚灵王、楚平王就是依靠北方强县的力量成为国君的，申公巫臣为楚王与国家考虑，是以反对。都为楚国重要赋税之县，如果两地在一起，如此临近何以都会成为重要赋税之地？《左传》只是说申、吕都为楚国北方的重镇，并不是说两者在一起，若在一地，也没有必要并言了之。早在此前十几年，子重为左尹的时候就带兵经过这里侵伐过宋国(公元前597年)[8]711。这次围困宋国，子重提出申、吕为赏田，似也在表明吕地为其新近所知，是以会提出。而新蔡一带正在宋的南面，是去宋国所经之地，而南阳去宋远甚也。

其他说的情况，因为讨论的不充分，资料也少，就不议论了。

总结以往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出，诸说都是东汉以后提出来的，明显受到东汉开始的重名人、讲郡望风气的影响。还有，讨论者通过对于东汉以后说法的向上回溯而将更早期有关吕国、姜尚的说法联系起来，因而证据链条上往往存在不连贯甚至矛盾的情况。如南阳之吕说，没有任何一条有价值的资料可以证明姜姓吕氏曾在此立国。至于卫辉说，与高诱曲解“东夷之地”明显相关。日照说也没有提供早期吕国在此的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文章来源：《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hgxyxb.cn/qikandaodu/2021/0318/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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