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通道，所以很多中原人士常常经过这里走向江淮。考古发现很多中原器物在江淮一带出土，如临泉之南阜南县出土的著名的商代龙虎尊。最近在这附近的台家寺还发现商代在这里建立的居地，贵族墓地、制铜陶范、生活居住区等等，是商代中期控制东南方的重要据点[40]。更早的还有“桀奔南巢”[12]172，已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肥西县出土了夏代礼器铜斝、单扉铜铃、陶爵等，说明有夏王室成员来到这里，因为成组的王室礼器被带到这里，仅仅文化传播是做不到的，必是人群迁移即王室贵族深入此地生活才会出现的[41]。还有稍晚一些的管子之先人，也是从中原到了今颍上县一带居住的[42]。

四者，太公治国方法简易而又善权谋，与道家起源地淮河中游地区文化接近。《史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类似的记载还见于《韩诗外传》卷十等许多文献，说明姜尚治国，方法简易而有效。这一点也是淮河中游地区文化的显著特征。早期淮河中游地区的文化以道家思想观念为代表，道家崇尚简易直接，反对繁文缛节，俗尚仁，《说文解字·羊部》所谓“夷俗仁”是也。直到今天，简单素朴、率性而为、真性情等依然是这里风俗文化的基本品格[43]。《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凡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中：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冠名太公著述的有二百三十七篇，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当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作品，但是附会于太公，说明是受到了他之思想的影响。而道家思想一般认为起于老子、淮河中游地区，太公的思想与之密切联系由此亦可知也。

由以上几方面说姜尚所居之东海为淮河中游地区的大湖海即“淮海”，大体可据。以下进一步讨论早期吕国也在这一带。

3 商末至春秋时期的吕国在临泉至信阳一带

《史记·齐太公世家》言：姜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时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衣也。”[44]97就是说吕尚是伯夷的后人。伯夷所封，前文说大家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在山西霍太山一带，这里是吕氏最初的故乡。那么，商周之际的吕国在哪里？

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姜姓氏族自霍太山迁出当西周后期。如杨筠如指出：“吕的初封，或者还是晋国吕镶所食之吕邑，现在山西河东的地方，”“申、甫(甫就是吕)、许三国之封，大概都为抵御楚人，应当在宣王‘荆蛮来威’以后”[45]。王玉哲说：“吕、申、许本在山西霍太山一带，武王平定天下，吕国才改封到山东的营丘。吕国的一支族和申国则到周宣王时方从山西南迁到河南南阳一带”[46]徐少华也认为：“吕于西周宣王以前一直在其宗族故地——今山西境内活动，至宣王时才与申先后迁于南阳以实南土。”[47]主流观点之外，如前引徐广说认为吕之封虞夏时期就在南阳，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十五认为在新蔡，春秋时期为强国所并，蒙文通说吕申等姜戎之族，原在周之西北，西周晚期才迁往南土[48]。还有其他一些意见，不具引。学者间意见纷纭的原因，主要是没有确切资料可以说定，而考据工作做得也不够细，还有就是受到考古学发展的局限。如今，考古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可以更综合地加以讨论了。

甲骨文中有关于“吕”的卜辞近十条，属于殷墟一、三两期，学者或以为“应为方国”[49]。但从内容上看说吕为地名要更可取，因为讲的都是商王在吕打猎、吕地受到攻击与能否夺回、卜问该地年成等等，显示吕应是商王的属地。山西之霍太山距离商都殷墟不过二百来里地，属于商王的王畿之地。又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末，秦之先祖蜚廉受命前往霍太山一带为纣王取石做棺椁，因为武王伐纣而不能回报，遂在当地设坛祭纣，后也死葬其地。可见卜辞与传世文献都说明商朝后期，吕氏故乡已是商王的属地，姜姓吕氏不可能在此立国。我们认为商末以后到春秋时期的吕国在中原通往江淮的要道即新蔡临泉一带，文献与考古资料班班可考。先说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的吕国。这一时期吕国在信阳与临泉新蔡一带证据确凿。

一是20世纪70年代在信阳市发现两座春秋前期的甫伯墓。一是信阳以北淮河北岸甘岸大队(今甘岸镇)发现的甫伯墓葬，其中出土铜盘、铜匜等，匜上有铭文“维甫伯享，自作匜，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二是1979年3月，信阳县吴家店公社社员家院内挖土发现墓葬，出土有铜鼎、铜匜、铜削、陶盂、磨石、陶罐等，其中铜鼎上有铭文 “维甫哀伯者君自作宝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之。”铜盘上也有铭文：“维甫哀伯者君用其吉金，自作旅盘，子孙永宝用之。”[50]

文章来源：《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hgxyxb.cn/qikandaodu/2021/0318/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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