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以上几说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重新蒐集资料做了研究，感到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西汉以前，努力避免受东汉以后地方社会拉扯名人现象的干扰，即在西汉以前资料的基础上重新研究。这里还存在一个研究上古名人故里的方法问题。

研究上古名人故里的学人，较少注意那时的人都生活在氏族之中，大的宗族不断地分化出小的宗族与族氏，向外迁动与扩散，尤其是随着国家扩张与分封迁徙远地。所以不存在战国后期才有的编户、籍贯问题，家庭始终以宗(氏)族的形态而存在，“直到春秋中期以前，社会上还很少能够找到流离于氏族之外的人，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从各级贵族到普通劳动者——都生活在氏族之中。人在社会上的活动和影响通常以氏族的面貌出现于社会历史舞台上。”[14]是以那时的个人还不存在在编户基础上的“籍贯”问题。直到战国中期以后我们才看到说某人哪里人氏这样的情况，如孟子为说明古人得志必“行乎中国”而曰：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15]。这里说道二个名人所出的生地、迁地与卒地，算是详细的了，大概也只有舜、周文王这样的“圣人”才会如此，其他人未见有这样具体的。战国晚期才有《荀子》《吕氏春秋》说到孙叔敖“期思之鄙人”的情况。直到司马迁作《史记》，述人之籍贯才明确具体到某县人(个别如老子、孔子说到乡里)。先秦时住在城之东郭的人，人则谓之东郭先生，至于他是否出生在东城之郭，却不一定。“编户齐民”是在战国后期尤其是秦始皇开始在全国实行的，郡县制的普及，籍里问题明确了，古代氏族为主、不断迁移的情况结束了。我们国家是春秋时开始设县，但是如郑国收税以“丘”为单位，晋国等收税以“州”为单位，即还都是宗族邑居为基础，邑里居住，郊野生产，氏族为单位，国野制度分明，没有个体家庭的户籍制度。这个问题唐代刘知几已经指出：

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16]。

因此，讨论吕尚故里问题，如能将其所在的国家地望或本人兴起之地说清楚就不错了。至于传说中其所经历的朝歌为屠夫、子良之逐臣、棘津自卖、齐之出夫[3]458-464,等等，与国氏、故里没有直接关联，可以不论。

从名氏上看，姜尚是姜姓吕国出生、以国为氏的，这在大家没有异议，他的儿子叫吕伋[1]1481，最后一位姜姓齐君康公被田氏取代，司马迁谓之“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都说明这一点。至于地望，前引《史记》《吕氏春秋》《孟子》都说他的居地与“海”“夷族”相关系，并且是比较早的说法，说明当时东、西部学者有一个相近的认识，就是他属于靠近海滨和夷族的吕国人。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东海”所指，以及商周之际的吕国有些比较正确的认识，则姜尚故里问题就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可取的意见。初步研究发现，新蔡、临泉一带说的可能性是最值得关注的，这里靠近一个上古称为“海”的大水泽，早期是夷族与西部夏族文化的交界地带，并且有吕国吕伯墓考古发现和相关传说，而与楚国盟约的“吕王之孙”铭文证明其必在周之“南国”，符合姜尚居吕国、与夷族相近、附近有一个称为“海”的所在，尤其是这一带还有商末姜尚在此活动的记载。只是，姜尚是临泉人过去虽有说，但没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讨论。先说“东海之上”。

2 上古所谓“海”及“东海之上”之东海在淮河中游

考察“东海”先要明白古人对于“海”的认识。《说文》云 “海，天(大)池也，以纳百川者”，即是说海是容纳百川的大池子。是以，内地很多大河、湖泽早期是以海相称的，如“汝海”“江海”等。“海”还是上古对于四方偏远之地的称谓，如《尔雅》：“九夷八蛮七戎六狄，谓之四海”，《释名》《广雅》说：“海，晦也”，最近出版的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中“海”就写作“晦”：

乃邵(昭)然四(荒)之外，亡(无)不见也。小臣受亓(其)余(馀)而尝之，亦邵(昭)然四晦(海)之外，亡(无)不见也[17]。

此一文献佐证了《广雅》等说的正确。之所以如此，是蛮夷戎狄僻处中原四周的荒远之地，中原人对此所知不多，所谓晦魅不知也。《山海经》有四“海外”、四“海内”与四“大荒”，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其中“大荒”之内还有很多“海”。如《大荒东经》：

文章来源：《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hgxyxb.cn/qikandaodu/2021/0318/569.html

上一篇：是他让渠星大米畅销长三角记江苏省农垦米业集
下一篇：铸剑太行年保家卫国作贡献参加长治淮海集团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