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品题朋友诗友，也往往着眼于作品充实积极的思想内容，如称赞李公择的文章“属寓深远”，程师孟的诗歌“必有深属远寄，不独事章句而已”，推崇鲜于子骏“微辞追屈宋”，又以曹植喻刘景文，赞扬他的诗文继承了《国风》的优良传统。

秦观本人的创作也以“不为儿女姿，颇形四方风”气自许。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荀子的“明道、宗经、征圣”，再到唐宋古文家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对于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社会功用的重视，成为儒家传统文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秦观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文论传统，同时又没有为传统观念所约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秦观论文学的思想内容回避了歧义频生的“道”的概念，而提出“有见而发，有激而云”的主张；

第二、秦观论文重在适用，在当时与二程为首的道学家文论不一致，而与王安石等政治家文论相接近，这两方面互为表里。

“有见而发，有激而云”的提出与肯定，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明道，宗经，征圣”观念的某种程度的反叛，它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与韩愈的“不平则鸣”，它所肯定的不仅仅是穷愁怨刺之文，而是更进了一步，以现实为尺度，以适用为原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圣人的是非观提出了质疑。

秦观反对那种自命“其言是”“其言信”而“终身未尝信”的虚伪文风，他自己为诗作文即不拘于所谓“雅言”、“俗论”等先入为主的思想框限，而是“偶有所闻，则随而记之”。

只要是真正出于自己的见解，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受，形之于文，即便是“浮屠老子、卜医梦幻、神仙鬼物之说猥杂千其间”，亦可称“纯而不驳”；倘若自己内心“终身未尝信”而形之于文，即便是“先王之余论，周孔之遗言”也未尝不是“驳而不纯”。

基于此，在《司马迁论》一文中，秦观驳斥了《汉书》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观点，认为“有见而发，有激而言”，“则迁不为过”，并赋诗呕歌：“高辞振幽光，直笔诛隐恶。驰骋数千载，贯穿百家作。至今青简上，文彩炳金雘。高才忽小疵，难用常情度。”

至此，可以看出，秦观所强调的文学作品的“深属远寄”，不是僵化的、凝固的“圣人”的观点，不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代表意向的理性观念，而是文人立足现实，关注社会，从而在内心所激发的对于时政的真实感受。

至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国家的依赖性远甚于以往，加上理学的兴盛，思想受到很大的束缚，“诗以讽谏"、“文以明道”的观念，也比以往更为深入人心，因此，宋代文学充满了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其中有不少显然井非出于个人对社会本身的真切感受与真切认识，而带有虚伪的成份，秦观此论可谓切中时弊。

作家的文艺观是其人生观的一个部分或一种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普遍地受到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秦观也不例外，其早年的“强志盛气”及晚年的凄厉哀婉，事实上都系于此端，是在“用世”问题上的希望与失望的两种心理反应。

当用世充满希望时，他分析国政时局，写下大量策论，对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期有补于时；当他淹留场屋，才志难伸时，他往往于诗文词中，抒发其抑郁不得志的身世感慨；而当卷入党争，一贬再贬，终至“日边清梦断”时，更毫无掩饰地发出凄厉的哀鸣。

尽管他一生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创作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风格，而在其中一以贯之的却是“有见而发，有激而云”的文艺创作观。

黄庭坚评论他说“其辞雄伟宏丽，言近旨远，有骚人之风”，历代词论家说他“一往而深”，“古之伤心人”，无不证明他的创作重视内容，重视真感受、真性情。

在《论议（下）》一文中，秦观曾这样评议前代文学发展情况：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段文字，似乎秦观以一种倒退的眼光看待文学的进程，全盘否定《诗》《骚》以下历代文学，一味强调思想内容与社会功用，完全忽视文学形式与艺术技巧。可是，再读他的《淮海集》，就会发现情形并非如此。

文章来源：《江苏海洋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hhgxyxb.cn/zonghexinwen/2022/1212/9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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